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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对上,要慎防“触犯逆鳞”,以免被上司害死。居上位的人,好不容易才爬上去,最怕被部属所拖累,以至前功尽弃,所以一旦发现部属可能连累自己的时候,无不六亲不认,把所有责任往部属身上去推。二分法是必要的罪恶,长久以来,成为西方学术界常用的借口。西方人重“分”,喜欢用分析法,一分为二,二分为四,这样一直分析下去,弄得支离破碎。专业化的结果,很难找到整体化的解决方案,正应着庄子当年所说:“天下的人多各执一察以自耀。”一察就是一端,看到一个部位,便要以偏概全。好像耳、目、鼻、口一般,各具相当功能,却无法互相通用。14.安人就是把部分“和”在一起,“合”成“一”个整体,并且促使“整体大于部分之和”,透过“己安”和“人安”,增进“和谐”的效果。缅甸新葡京赌城过分阳奉阴违,或者为求私利,为满足私人的欲望而阳奉阴违,当然罪不可赦。但是太小幅度的阳奉阴违,有时调整得不够大,弯转得不够快,同样要负起“不用心”的罪名。wωw奇Qisuu書com网不用心什么,不用心阳奉阴违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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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人以为中国人只重做人不重做事,或者先把人做好再谈把工作做好。其实不然,我们应该透过好好做人来把工作做好,必须做人做事兼顾并重,这才是良好的管理。一般组织形态,不论其为委员制、首长制或混合制,还是系统制、幕僚制或混合制,从“象”的角度来分析,都是同样的“金字塔”形。不过在层级上,有多有少而已。这种金字塔形,由上而下,把它用直线(象征绳索)连系起来,看看“像”(象即像)什么像什么?像一串肉粽(如图29)。老板高高在上,用手一提,这时候所有员工,都活像被绳索套得牢牢的肉粽,非但动弹不得,不能发挥个别的潜力,而且毫无商量的余地,非要乖乖地听话不可,任凭主人提到哪里算哪里。曹操的个人英雄主义,和刘备的集团参与作风,都是志同道合的组织,可以采取的应变方式。但是,在一般人心中,刘备的能力虽然看似不智不勇,却能够借众人才的力量,表现出真智和大勇。就连自视甚高、骄傲成性的曹操,在刘备十分倒霉的日子里,也看出“当今世上的英雄,仅你我二人而已”。缅甸新葡京赌城唐朝名相魏征说过:“用一君子,则君子皆进,小人尽退。”国之将亡,则妖孽把持朝政,君子遭受排斥,忠良尽遭谗害,岂有不灭亡的道理?

现代多元化社会,企业经营管理,必须重视企业文化。因为同一地区,大家的想法很不一致。各人有一套主张,而且都言之成理。这种情况,对于喜欢讲道理,怎样讲都有理的中国人,更是一人一义,十人十义,意见相当分歧,非常不容易整合。有些人看到中国人民主化的结果,越来越混乱。管理民主化等于胡作非为而不受限制,反正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大家乱说乱做,都可以找出相当的理由。形成“只要我喜欢,有什么不可以”的反伦理、不道德局面,令人心痛不已,便认定中国人不适宜实施民主化的管理。悠久的历史,卓越的成就,毫无疑问地证明我们的管理,优越而有效。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,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,提出中国式管理的大要。这几年来,在我国各个地区,通过面对面的讲解和沟通,获得广泛而热烈的回响。公务、商业、军警各界都普遍认为,经过这样的调整,可以使现代化管理更加配合我国的风土人情,以增进效果。对于发扬中华文化,尤其具有正面的作用。孔子教导大家“三十而立”,其实是希望大家不要太早确立原则,以免在弄不清楚道理的真相之前,便把原则确立下来,害人害己。一个人15岁时,能够立志向学,抱定“学则不固”(学习的目的是多发现一些可以参考、选用的代替性方案,使自己更加不固执)的态度,一直到30岁时,博学多闻,还要防止“不求甚解”的缺失,才能够立下原则,以收“择善固执”的效果。从“不固”到“固执”,成为个人修养的必经过程。这中间的时间、空间因素,必须仔细把握。因为任何原则,都会因时、因地而变通,以至看起来每一次的表现都不相同。所谓上侵下职,意思是:“上司把部属的事情抢着办了,反过来指责部属偷懒、不负责。”管理上原本有一条法则,称为“例外法则”。凡是部属能够办理的事情,上司不可以处理,应该放手让部属去做。因为上司的职责,在处理部属所不能做的事。甚至部属不会做,上司也要以教导、辅助的心情,帮助部属学会、做好。部属会做而不敢做、不肯做、不多做,上司更应该找出原因,加以矫治、改善,使部属会做而且敢做、肯做、多做,以期发挥总动员的效果。

其实,法治是情治的坚实基础,一切必须在“法律许可的范围内”进行,才是纯真的情,而不是滥情、私情和邪恶的情欲。在中国社会,人治的色彩永远大于法治。大家口口声声说法治,心里头则没有不知道“徒法不足以自行”的。人来推行法治,到头来还是以人为主。有共识最要紧,缺乏共识的时候,自己人先争论不休,内部纷争不断,力量分散了,徒有组织之名,产生不出真正有效的组织力。现代西方人看见中国科技落后,生活穷苦,便以为中国样样不如西方,应该全盘西化,才能实现现代化。但是回想四五百年以前,中国有一段相当久远的时期,科技领先欧洲。难道中国人首先发明火药,只把它做爆竹,供人玩乐是不对的,而欧洲人把它用来制成杀人的枪弹反而是正确的吗?中国人认为,科技应该用在对人类有利的地方,才能造福人类,不能够用科技来发展对人类有害的武器,伤天害理。到今天为止,这仍然是科技界应该重视的人道精神。自古以来,我们观察当权者的三个阶段,似乎是同样的过程:初创时期,大家都是兄弟,而且是好兄弟,好话固然乐于听闻,坏话也是逆耳的忠言、苦口的良药,感激不尽,当然不会觉得不好听。巩固时期,开始分出主流与非主流。认为靠得住的,务必加以重用,因为好人本来就不多,不用这些人用谁?不可靠的,越能干越要加以迫害,以免夜长梦多,不知什么时候,为这些厉害人所害。到了衰落时期,对任何人都相当怀疑,好像好人也会随时变成坏人,实在不可不时时提高警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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